九月十一日恐怖袭击事件，震动了美国和全世界，而让我们为之感动的是，美国人民并没有被从精神上摧垮，像可怜的世贸大厦一样软化坍塌。他们在骤然降临的灾祸面前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诚与同仇敌忾的意志。许许多多的人们奋勇参加抢救、踊跃献血、慷慨捐款，一时间美国国旗脱销，以致向中国临时追加了大量赶制星条旗的订单。
　　　　
　　　　　　一向信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被有些人视为散漫、没有统一思想没有统一意志的美国人，在面临国家生存兴衰的重大危机面前，何以表现得如此团结，如此勇敢，如此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一句话，如此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其实，美国人民有这种表现并不奇怪，并不是第一次。1941年12月7日美国的珍珠港海军基地遭日寇偷袭，2300多名美国海军人员被打死，众多战舰葬身海底，也是举国震惊，美国人民也是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从此让自己的子弟兵义无反顾地直接投身反法西斯的战场。珍珠港事件后不久，美国上下一致的动员能力，就使策划偷袭和对美开战的日本军阀认识到，他们视民主国家一盘散沙、民众自私自利贪生怕死的估计是大大的错误。
　　　　
　　　　　　美国人民的向心力、凝聚力和爱国热情从何而来？我想，可以引用美国历史上两位总统的话来说明。
　　　　
　　　　　　林肯总统1863年在纪念阵亡将士的葛底斯堡演讲中说："八十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大陆上创立了一个孕育于自由的新国家。他们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并为此献身（开头）。……--我们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致从地球上消失（结尾）。"
　　　　
　　　　　　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一年的年初，F·D·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阐述了美国人的追求，即著名的"四大自由"（言论与发表意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受恐惧的自由）。他说："这个国家把它的命运托付给千百万自由的男女公民的双手、头脑和心灵……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目标一致。"
　　　　
　　　　　　"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目标一致"。这话可谓一语破的。上下同心、举国一致、同舟共济、同仇敌忾等等，这一切的基础就在于"目标一致"。这就是民主的力量、平等的力量、自由的力量。平等、自由与民主的定义各有侧重，但在根本的意义上是相通的。人人生而平等，人人享有四大自由，亦即人人是国家的主人，这样国度的公民焉能不爱国？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电影《巴黎圣母院》中乞丐王朝的首领，在率众攻击圣母院拯救吉普赛女郎艾斯美拉达时，所高喊的两句话："如果教堂是神圣的，我们的姐妹也是神圣的；如果我们的姐妹不是神圣的，教堂也不是神圣的！"仿造两句话即："如果国家是神圣的，我们的人民也是神圣的；如果我们的人民不是神圣的，国家也不是神圣的。！"
　　　　
　　　　　　再加上一句："如果我们的人民是神圣的，国家也是神圣的。"这就可以解释那种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激情了。
　　　　
　　　　　　关于民主自由的力量，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墓前的演讲辞就有鲜明的揭示。他把实行专制政治而以纪律严苛训练艰苦著称的斯巴达人与实行民主政治和崇尚个人自由的雅典人进行了比较，指出后者为什么能战胜前者。他说："我们的勇敢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国家法律强迫的；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优点。我们不花时间来训练自己忍受那些尚未到来的痛苦；但是当我们真的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表现我们自己正和那经常受到严格训练的人一样勇敢。……这就是这些人为它慷慨而战、慷慨而死的一个城邦，因为他们只要想到丧失了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栗。"（见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的，还有什么样的训练所产生的精神力量，能超过人民感到与自己的国家血肉相连、、休戚与共而愿意为之赴汤蹈火呢？
　　　　
　　　　　　不能设想，一个由独夫民贼或极少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权贵集团统治的国家会有强大的凝聚力；不能设想，一个民众被视如草芥而任意蹂躏，或被视为潜在的造反者而严加防范的国家会上下一心共赴国难。
　　　　
　　　　　　近读《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其中录1860年12月28日发表的《清军投降，北京城楼升起英法旗》一文，是英军随营记者对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城的报道。数十倍于敌的皇家御林军、坚固的城墙、至少30门精良的守城铜炮，却经不住英法联军的恐吓，不战而降。为什么？清廷怕洋鬼子在其次，最怕的是中国老百姓："清方（投降）的惟一要求是不要放清国的苦力们进城，这一点得到的联军的同意。"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团结全国人民投敌御侮？它要不败，真是天理难容！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野蛮行径，从保护人类文化与财富的角度看， 当然是应当痛加谴责的。可是，在当时，它烧与不烧，与中国老百姓又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