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纪念日前夕，《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在南京首发。今天仍可（已经）查实的8242个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字被编成三卷名录，并在每个名字后面尽量做了性别、年龄、住址以及遇难时间和如何遇难等简注。这使我们对南京大屠杀有了更具体清晰的认知。邵建先生将它与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搜集的10万多个犹太死难者的名字、日本广岛和平公园原子弹死难者纪念墙上刻的20多万个死难者的名字相比，说我们这项工作才开始。他说用人名记录大屠杀凸显了人性关怀。我当然同意他的观点；不过，我想补充的是，我们要铭记的不仅是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每一个人，铭记每一个死难者蕴含的意义可能比凸显人性关怀更丰富。

    前年游韩国，团友们特别要求去参观了首尔的“战争纪念馆”。馆里庄重地载录着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为韩国捐躯的17万多韩国将士以及在“韩战”中丧生的3万多“联合国军”将士的名录。当时，我想起了妻子的叔叔，18岁入朝做运输兵，当年就牺牲了，这异国游魂无所归附，到如今只有几个亲人偶尔还会想起世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我们历年为国捐躯的人，比如“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将士，都是有记载的，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的名录进入我们的军事博物馆呢？比起南京大屠杀死难的具体人名，这些人名是十分容易查找的。一来我国有健全的民政系统，有全世界最严密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二来从1949到1976年20多年间的历次政治运动，我们内查外调祖宗三代，几乎没有人的家族史不清清楚楚。因此，像我大伯父那样被国民党政府抓壮丁殁于内战的人，以及死于“夹边沟”等劳改农场的“右派分子”，“文革”中死于武斗的人，“三年困难时期”死于饥荒的人，都是可以一五一十精确统计到个位的。

    精确记录每一个死难者，首先是对本国本族的历史负责，是“不虚美，不隐恶”地对历史存真。它是一种“历史资料长编”性质的纪录；至于怎么取舍、怎么评价、怎么“以史为鉴” ，那是第二位的，是派生的。

    历史当然有镜鉴价值，但不能狭隘地理解。历史像一幅画，观者的审美感受因人而异，关注点也是与时俱变的。它根本就不可能是定义明确的教材，就像我们今天读《春秋》和《史记》，很多结论是孔子、司马迁完全想不到的，更毋论我们对官修钦定国史的解读。

    铭记每一个死难者，就是平等地关注每一个国民。美国人修越战纪念墙悼念战死者，与他们反对越战的立场并不矛盾。越战决策的错误是政治家和国家的错误，责任不应由普通的职业军人承担。再以日本靖国神社为例，我们反对的是它供奉犯有发动战争和大屠杀罪行的大政客、大战犯，而不是它供奉了一般将士的灵位。普通将士也是战争的牺牲品，是军国主义国策的殉葬物。龙三（阿信的丈夫）为自己动员儿子与别的青年参军而后悔，他若不自杀而去靖国神社，面对战殁者的牌位反省，有什么不好呢？

    关心每一个人的存亡，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最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战国策》有个故事说，中山君大宴群臣，羊羹不及司马子期，子期一怒之下投楚而伐中山；有兄弟二人冒死紧随而护卫之，原来中山君曾在野外随手给食过他们饥饿将死的父亲。“树活一张皮，人争一口气”，不关心具体的国民，“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做虚功。有人说，拯救大兵雷恩不合算，为救他一人倒赔上了更多的士兵。可是，他们没有算算拯救与放弃对士气民气正负影响的大账。这事关国家与民族的认同，爱国主义不只是教人勇于牺牲，而是使人觉得这个国家这个团体把“我”当人而不是当炮灰当工具，因而值得为之献身。

    这样讲仍然是形而下功利主义的盘算，而根本的应该是对每个生命的尊重。尊重每一个生命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现代文明。在泰国缅甸交界的二战遗址桂河大桥游览，参观了一座盟军死难者纪念公墓。夕阳斜照一块块整齐排列的刻有死难者姓名的长方如小旗平展的墓石，心中涌起一股感动。死者长眠无言，但他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与感恩中。我们会更加珍惜自己与别人的生命……

    是什么阻止我们对死难者的铭记呢？我能“理解”济南5月18日雨灾死难者的名单为何不见官方搜集并公布，这事时间太近直接关系当地长官的“政绩”；可是，10年20年30年以前的事，还有多少忌讳呢？

    我所能说的只是：不正视自己的历史，怎能开辟崭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