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金九让（靳久让），现年八十五岁，家住山东省莘县古云镇铁南庙村。
我从1937年参加四区游击队，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大队长齐队付，指导员叫马付实祥，我是第二班班长。1942年日本在卫城进行大扫荡，我们的武器条件差，日军武器先进，我军的火力压不住日军，指导员马付祥负伤了，我掩护着副班长将马付祥背起来往后撤，我坚持硬打六七个小时，结果受了伤，被敌人抓住，押到卫城，在卫城七八天内，天天审我，用木柴棒子打我，有棍子打我，打得我青一块紫一块的身上流血，疼得我无法忍受。七八天后将我押到清丰县，在清丰县遭到日本人的毒打，这一次打得更厉害了，难友罗古云差点被打死，日本人又将他背起来，平身甩到地上，昏过去了很久，眼里冒血，好长时间才醒过来，后来我们一块又去日本，在清丰吃的是谷子面馍，如火柴盒那么大，又涩又苦吃不饱，饿得我快不会动了。八九天后又将我从清丰用汽车拉到邯郸，一块去的是七十三人。后又被押到石家庄东兵营，在那里吃的是小米，不让喝水，日本人用枪托子打人、狼狗咬，咬得浑身是血，将我们这些战俘集合到一起，随便拉出一个来，叫狗咬，咬得浑身是血，有病不给治。将病人拉到隔离室，将衣服扒掉，叫狗撕着吃，太残了，使人看了实在惊醒，每天都有十几个人被拉出郊外扔到万人坑。有一次一个姓张的难友，二十多岁，被狼狗咬的打滚，疼得不成人声，使人看见实在可怜、掉泪。
到了十一月份（农历），日本人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都登记上名，大概有一千多人，说叫去唐山干活，结果被拉到塘沽。五天后被押上轮船。在船上我们不习惯，浪头打来，一高一低、一上一下，大部分晕船，恶心呕吐，也不叫吃东西，三天才喝一確黄面糊糊，在船上十几天，就死了八人，到了日本门司后，先给消毒，怕我们有虱子，又将我们拉到日本的南九州福冈县中央煤矿。三天后被编成一个大队、两个中队、六个小队、十二个班，大队长姓臧，我是二中队，队长张文祥，我们都有代号。一开始在一块的有：王二庆（王殿鹤）、李福元（李普）、罗古云、张玉生、马怀喜、闫相良（闫相印），河北的李文祥、王春得…….等，后来有的调到别处。日本人叫我们先学他们的话，使用的工具名称，学不会就揍你的脸，你不动还好点，一动打得更厉害。他们用的铁锨叫四高布，笆子叫安子梅，洋镐叫子路把戏，风钻叫奶古……。问你记住了没有，要是忘了就揍你。
我们干的活很累，每天干十二个小时，定量，每人每天装20车煤，干够了下次再增加数量，干不够不让下班，带工的中川，开车的叫小仓，中川整天手里拿着小锺有1米长的把子，看谁不顺眼就打，两顿饭的馍一次也不够吃。你吃完了也挨打，小馍像烟盒一样大，每顿三个，苦酸味，就这也不让吃饱，还打你的错，动不动就用棍子打，脚踢，矿井里安全条件差，有时上边掉石头，难友张有力就是被砸死的，有个姓张的被煤车轧死了。我们劳工有病也不给治，监工根本不管你的死活。
我们住的是小木房，夏天热，冬天冷，被子短，盖在身上上露头下露脚，冬天冻得打颤，夏天蚊子咬，总之我们受尽了罪，天天挣扎在死亡线上，度日如年。
我在日本干了将近三年没发一文钱，没给一点报酬。日本投降后一月多，将我们放回。放回时，坐兵舰时间短，到塘沽又到天津北洋大学，半月后国民党又叫当兵，没干。回家后，我们全家哭得死去活来，现在我强烈要求日本向我们所有中国劳工赔礼道歉，并给予经济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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