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7日至10日  

    野添：你在中野刑务所待了多少时间？在这里一天到晚不可能都是玩，这中间都做了些什么？
    耿谆：当时国际法庭中国科佥事叫张乃文，美国佥事是个50多岁的人，都叫他米斯特新，他到底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了。他态度和蔼，他经常去询问我们在花冈怎样受虐待，他都记录下来。他去了很多次，问问这个，问问那个。开始他们每天都去，后来隔几天去一次，再重复问问。后来他正式代替我们向国际法庭（远东法庭B、C级，在横滨）以日寇虐待战俘的罪行提出控诉。先后将日犯河野正敏等十多个人逮捕听候审判。我们也在那里等候出庭作证。
    这时，驻日代表团的人给我说，让我们去10个人，到代表团驻地做警卫工作（原来是英国兵），我就让刘智渠、李振平、张肇国、李克金等人去了。他们去到以后都换了中国做的警服，可神气了。况且都是20多岁的小青年，个个英姿焕发，日本姑娘一见都爱慕了，要不他们昨会都娶个日本老婆哩！
    大约到了10月间，天气转冷了，我患了头疼病，这就是他们打我的后脑，落下的后遗症定。

    野添；是46年？
    耿谆：我是5月到东京的，这都是半年以后了，是10月里。那时我舌头根发硬，说话呜啦，说大声一点，舌头就不会翻个，后脑也发疼。以后一直疼了20多年，现在才好些。当时米斯特新领着我去医院看病。让杨永和陪着我去京都游玩散心。我记得游历的地方有清水寺、琵琶湖、热海、比睿山、本院寺。还在琵琶湖坐小船。他们认为我是在这里受的打击太大了，散散心都会好点。结果不行，头疼还是没有好。后来，法庭批准让我回家看看，在家休养一段，等开庭时再去。我回来时都11月了，大概是11月底，我回到了家。

    野添：回来方便吗？
    耿谆：我是坐代表团的飞机回来的。那时代表团的飞机好象来往运送吃的。飞机回国时，我乘飞机到上海代表团的办事处，办事处还给发了一点路费。因为我们在日本没有钱，每月只发600日元的津贴，就是让理发洗澡用的。那里东西很贵，记得理一次发就得上百元。
    我虽然被批准回家休养了，但在国际法庭中国科我是重要的证人，是一个重要人物，所以一旦通知我时，要马上返回来。那次同机归国的，还有代表团里的一位处长。    

    野深：这次回去记得是几月份？
    耿谆：回来是11月份。

    野添：这次回去待了多少时间？
    耿谆：回来一年多，有我那个儿子，就是现在那个石垒。他是1947年7月4日生的，他出生两个月，我又接到通知，要我到日本去，那是1947年9月间，我又匆匆离开家了，这一别又是七八年。
    可是这次我没有去到日本。原因是我回来以后就到农村了，通知没有及时送给我，等我接到通知赶到上海时，接我的人已经乘飞机走了。从那以后不行了，南京形势吃紧了。

    野添：你回到国内的时候，因很长时间没有音信家里人是否认为你都死到外边了？
    耿谆：我到东京以后，就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所以家里都知道我还活着。

    野添 ：回去时候家里都有哪些人？把你回来的情况谈一谈吧！
    耿谆：当时家里有父亲、母亲、妻，另外还有哥哥姐姐一大家人家。
    我没有向家写信之前，家里人的确认为我不在人世了，有的说我已经在洛阳阵亡了。
    我顺便说件奇怪的事。我父亲会六爻课，我有一个叔父也会六爻课。他们想念我想得不行了，就占个课。后来他们对我说，从课上看，我没有死，说禄马没有倒，官星还很旺 。是么，我在外边还领着１千人哩。这都是碰巧了。当时他们也不信，为啥呢？没有信。日本投降都将两年了，南北都可以通信了，为啥还没信，后来突然接到我的信，他们都高兴极了。当时邮局将信送到我父亲手里时，他都久久愣在那里，想着这是做梦吧！这咋会是从日本东京寄来的信！拆开一看，是我写的信，还有两片日文报纸。我父亲就让会日文的老师翻译一下，又将我的信仔细看了看，老人心才放下了。
    那时，我母亲想我想得夜里正睡着都会忽然坐起来叫喊我的名字。可是我的妻子是一直在家等待我的。有的人告诉他，说我在洛阳阵亡了，她不相信。后来15军到内乡驻扎时，她又徒步赶去询问我的消息。当时团长、营长都接待了她，但他们也都不知道我的下落。可我妻子一直坚信我没有死。她对别人说，他是个好人，他是不会死的。那时她还没有孩子，才二十四五岁。
    我这次回到家里，一家人可高兴了。亲戚朋友都跑去了。都说，想着你这个人都不在了，谁知道你到日本去了。当我给他们说起在日本暴动的情况，老婆们都是烧香的。还说这是神保佑我了，是我们上代老人烧香行善的结果。（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