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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把数字变成名字就可以实现铭记 
加入时间:2008/1/6 6:51:58   点击数:28535
不仅仅把数字变成名字就可以实现铭记
2007年08月20日17:01   江南时报 高明勇 
本报记者 高明勇
8月13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首批八本书籍首发式在南京举行,再有四个月就是“12·13”,而今年的“12·13”,距离那场惨绝人寰的屠城整整七十年。《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共3本,收录了8242名遇难者的资料;《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共4本,收集了2592名幸存者的资料。研究者认为,这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70年来,国内外首次以“名录体”的形式出版的图书。以出版的形式,将名单公布于众,也还在继续。据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将把这些名单增刻在该馆的名单墙上,并用于新馆陈列布展。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件,我们约请了一些江苏学界知名的学者,请他们来评点一下此次事件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特约嘉宾学者介绍:
邵建: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曾参与编著《大学人文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成为青年知识分子的知名精神修养读物。
王卫星: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先后有《魏特琳日记》(译著,主持人之一),《魏特琳传》(合著)等作品问世。
赵德兴: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国际和平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汪政:知名评论家、江苏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江苏省文联办公室主任。
傅元峰:知名评论家、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把数字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名字,打破以往的数字化记忆,使历史锲入我们今天的现实,这实在是深化我们历史记忆的一种很值得推广的方式。需要“名录化”的工作并不止大屠杀这一桩。
江南时报:邵教授您好,您怎么看待此次大屠杀遇难者和幸存者名录的出版?
邵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的出版值得注意。大屠杀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成千上万条鲜活的生命,现在这些生命以各自的名字出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更加感到那场屠杀的血腥。翻阅名录,读着这一个个名字,我在想像这名字之后的人,甚至试图想像他或她的音容笑貌。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特殊的纪念方式,很人道也很人性。
江南时报:对,应该说这种纪念方式中流露着浓郁的人道主义精神。
邵建:其实,人道和人性的“人”,从来就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人。或者,人道或人性,都必须落实到个体的人身上,因为人是以个体的形态存在着的。另外,谈人道和人道关怀,不仅要关怀每一个活着的人,甚至也需要关怀逝者。该名录编者不惧烦难,从浩繁的历史资料中爬罗剔抉,把几十年前的死者按名字一个个予以落实,这不仅是对历史负责,同时也是对死者的负责,一种人道主义意义上的负责。
江南时报:能不能说此举开创了一个新的传统:把数字记载还原为生命记忆?
邵建: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过后,倒下去的总是无数的亡灵。因其无数,再加上年深久远,往往就只剩下一个数字了。记得一位暴君曾经这样说过:杀一个人是杀人,杀十万个人就变成了数字。这句话让人憎恶,但不幸他说的是事实。南京大屠杀过去70年了,没准在很多人那里,这个事件就剩下一个数字,一个30万的数字了。历史记忆的数字化未必就不是一种危险,它使我们对历史隔膜,而人类是不能斩断自己的历史而生活的。历史之流就是现实之流。因此,像《名录》这样把数字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名字,打破以往的数字化记忆,使历史锲入我们今天的现实,这实在是深化我们历史记忆的一种很值得推广的方式。我的意思是,对于多灾多难的20世纪历史来说,需要“名录化”的工作并不止大屠杀这一桩。
江南时报:那您理解的历史记忆是……
邵建:什么叫历史记忆?在我看来,就是记住历史发生的一切,并且永不忘记。当年巴枯宁说: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样了,可是周作人却偏偏反过来说: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样了。对于历史灾难而言,我们需要的是巴枯宁而不是周作人。因此,这里强调历史记忆,更要强调的是:记住悲剧而不是记住仇恨。记住悲剧是为了不让它再度发生。可是,如果记住仇恨,悲剧就有重新发生的可能。
随着对它的读解以及它的传播,许多意义还将被彰显出来,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对历史微观行为的发扬与再现,一种普通者、无名者存在的确认,都会影响并改变着我们的历史观、伦理观与价值观。
江南时报:作为社科院国际和平研究所副所长,您怎么看待两种名录出版的意义?
赵德兴:两种名录的出版,相关编纂人员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填补了国内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为后人研究南京大屠杀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出版的意义值得肯定,这是尊重历史、对历史负责的重要表现。
江南时报:这个事件的意义,可以说和大屠杀纪念馆的扩建遥相呼应?
赵德兴:如果说对大屠杀纪念馆的扩建工程,是一种硬件建设的话,那么名录的整理出版,就是在内容方面的建设。
江南时报:您认为在内容方面有哪些值得称道的地方?
赵德兴:大屠杀事件距今已经70年了,就是当时出生的婴儿到现在也已经是古稀之年了,何况有不少幸存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去世了。而对他们的“拯救”,也刻不容缓。从这个角度看,出版名录还带有抢救的性质,这是对历史证据的积极抢救,历史就是让事实说话,研究历史也是为了让人民铭记历史,而这就是如山的铁证。
江南时报:汪老师,两种名录的出版,应该说不仅仅是史学界的大事,在文化界也值得特别关注。
汪政: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的出版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非同一般,它在历史学以及法学上的价值不言而喻。
江南时报:您认为这种意义重点体现在哪里?
汪政:随着对它的读解以及它的传播,许多意义还将被彰显出来,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对历史微观行为的发扬与再现,一种普通者、无名者存在的确认,都会影响并改变着我们的历史观、伦理观与价值观。历史并不是抽象的数字,也不仅仅是由事件连接而成的宏大叙事,而是由当时的时间、空间、现场细节以及大量的无名者主动与被动参与而成的活生生的连续不断的存在,以及可以以每一个个体为节点牵扯出的血缘、情感、社会等背景,再现并记录它们才是对人的生存的真正的确证与还原,也才使人们拥有了真正的历史。
江南时报:那这种方式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汪政:这样的方式不仅只对历史叙事才有作用,它还将启示我们如何珍惜与记录当代。
江南时报:王所长,南京大屠杀的两种名录您看到了吗?
王卫星:目前还没有,不过从媒体上已经知道了。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资料收集工作,在多年以前,南京曾有过大范围的调查,记录下来不少的证言和证词,但是当时基本上仅限于南京地区,相对不够完整。时至今日,当年的幸存者还有多少在世?盘点一下历史的“证据”,非常有意义。
江南时报:那您认为名录整理出来以后该怎么办才能更充分发挥它的价值?
王卫星:当然,这只是开始,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幸存者的名录应该还会增加,因为当时调查时有不少幸存者已经离开了南京,在其他地方生活。不久前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后来武汉的一位读者打来电话,说文章中提到的一位幸存者是他的爷爷。因此,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后面的路还很长。同时,由于资料有限、时间跨度大,困难还是很多的。
江南时报:这种“名录体”的经念方式怎么样?
王卫星:对遇难者名录的整理,作为后人来说,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搞清。广岛原子弹爆炸中遇难者的资料整理就比较完整,纳粹屠犹中的遇难者名录也是尽可能地收集,目的就是为了把一个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尽管现在我们整理的还不全面,但是已经开了一个好头。毕竟,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
江南时报:作为历史学者,您认为名录的出版对我们有哪些启发?
王卫星:名录出版,告诉我们首先要重视史料的发掘、收集,尽可能地先找到,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在收集过程中,我们也要认真筛选,认真考证,力争完整、精确,力争严谨、慎重,因为一旦出版了意义就很深远。当然,没有那么多的名录,也不代表没有那么多的遇难者,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只能尽可能地多发掘一些名录,名录越多,越真实,就越接近历史真相。
南京大屠杀这场灾难不仅仅是把数字变成名字就可以实现根本的铭记的。在大屠杀进行时,在大屠杀进入历史时,我们都必须建立一种升华于历史和意识形态、升华于民族主义之上人性的羞耻之心。
江南时报:傅教授好,关于南京大屠杀两种名录的出版,您有何想法?
傅元峰:《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三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四册)的出版具有确凿的史实价值,它显示出,中国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方式正在艰难地多元化。70年过去了,一个血腥的数字逐渐变成生命的符号,民间的、个体的、生命的、人性的元素在这个历史事件中被强化。
江南时报:作为一种对历史记忆的纪念方式,您认为和近期上映的《南京》相比,它们有无相同之处?
傅元峰:应该说,中国人认识这场灾难的方式仍然比较原始。近期上映的《南京》一片中即包含中国当事人所不具有的历史反思情怀。另外,2002年3月,在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印发的一本题为《大屠杀》的纪念册的封底,印有一首诗,是佛利德曼的《蝴蝶》——它们以艺术介入的深沉反思方式也是我们迄今没有过的。1942年的华沙会议之后,集中营开始实行一项“最终解决方案”。在大屠杀期间,有约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之手;还有50万精神病患者、同性恋者和“没有用”的人被杀害。以色列人在50年后,用一本小册子铭记着“邪恶、悲伤和感激”。他们还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展示着一个名叫凯蒂·伯格的幸运女孩玩耍过的泰德熊,这个玩具包含了在大屠杀环境中的童趣,一种沉重的、浸透了血液的纯真和善良,这最后的一抹明黄色,满蘸人性的善良以及生的渴望,给我的震撼无与伦比。
江南时报:那么您对出版名录的方式有没有更好的建设性意见?
傅元峰:南京大屠杀这场灾难不仅仅是把数字变成名字就可以实现根本的铭记的。在大屠杀进行时,在大屠杀进入历史时,我们都必须建立一种升华于历史和意识形态、升华于民族主义之上人性的羞耻之心。在民族仇恨和家族仇恨的情绪海洋里的人类,注定是相当危险的,如果一天见不到佛利德曼的蝴蝶,人类就一天也不能与屠杀者划清界限。
江南时报:为什么?能否具体阐述一下?
傅元峰:因为,屠杀还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潜伏着。最深层的历史反思是佛利德曼带给我们的,是以某种类似诗和艺术的形式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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